早年
托马斯·曼1875年6月6日出生于德国北部港市吕贝克，他的父亲是经营谷物的巨商，母亲出生于巴西，有葡萄牙血统。托马斯.曼是五个孩子中的老二，长他四岁的亨利希·曼后来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作为成功的商人，托马斯.曼的父亲作风实际，在吕贝克很有影响;而他从母亲那里则得到音乐、文学和艺术的熏陶。父亲的实用主义与母亲的艺术气质所代表的二元性，成为托马斯·曼后来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
青少年时代的托马斯·曼并非是一个缺乏天赋的孩子，但他对于学校的课程表现地毫无兴趣。他更愿意致力于发展其由来已久的对于写作的爱好，并以散文随笔和作文的形式参与其与他人共同编辑出版的杂志《春天风暴》。在一封保存下来的1889年的信中，当时只有14岁的托马斯·曼在信的末尾属名“托马斯·曼，抒情戏剧诗人”。这反映了托马斯·曼对于自己将来当作家这件事是很认真的。
托马斯·曼的父亲于1891年在41岁的年龄上早逝后，孩子们被指定了一位监护人。这位监护人认为，托马斯·曼离开学校后应该选择一个正当的职业。托马斯·曼顺从了这一意愿，并且在此之后任职于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在办公桌前的工作对于托马斯·曼来说极其无聊和不具挑战。
1892年，托马斯·曼的母亲迁往慕尼黑。托马斯.曼则留在吕贝克完成大学预科学校的学业。他把大部分精力转向了文学，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毕业时只得到了一个中等文凭。
1893年，托马斯·曼离开吕贝克前往慕尼黑。1895年，托马斯·曼放弃了在火灾保险公司的工作。
1894-1896年间，他参加了慕尼黑技术大学的历史、艺术和文学课程。最初，他心里想着的是选择从事记者这一职业。中学时期的毫无目标，依然在他大学学习期间延续。
文学创作
当1896年托马斯·曼年满21岁时成年时，他有资格从父亲所遗留下来的财产中获得每个月160到180马克的零花钱。这样，他就有了足够的收入。托马斯·曼决定从那些被动的教学活动中把自己解脱出来，成为一名自由作家。
1897年，托马斯·曼开始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布等勃洛克一家》的创作。1901年这本小说发表并立即获得巨大成功，从此奠定了托马斯·曼在德国的文学地位。
1905年，托马斯·曼同卡蒂娅普林斯·海姆结婚。尽管曼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不是一无所知，但他选择了压抑克制。他们生了六个孩子，三儿三女。除了长子克劳斯.曼，长女艾丽卡·曼也是一位作家、演员和社会活动家。克劳斯·曼和艾莉卡·曼都是公开的同性恋者。
托马斯·曼1912年写成中篇小说《在威尼斯之死》搬上银幕之后，引起了国际上的注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托马斯·曼深受叔本华、尼采和瓦格纳影响，充满浪漫的民族主义思想，把战争看成是某种精神的净化、解放和希望，认为战争可以保卫德意志的民族精神。而当时斯蒂芬·茨威格、赫尔曼·黑塞、施尼茨勒和罗曼·罗兰都是反战的。托马斯·曼的哥哥也反战，为此两兄弟几乎绝交了。战争的失败使托马斯·曼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此时他认为，“民主与人文主义是统一的，如果人们要遵循人文主义，就要学会人与人之间民主地相处。对于自己过去的反理性主义，他感到一生的“罪过、负债与责任”。
1919年，托马斯·曼被授予波恩大学哲学系的名誉博士。
辉煌时期
托马斯·曼从一个不问政治的艺术个人主义者转向社会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者。1922年，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年轻民族主义分子杀害，这个事件使他站出来公开表态支持共和与民主，并发表演讲谴责“感伤蒙昧主义从事的恐怖活动”，指出“未来的思想是人性、博爱”，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可能的。他称自己的政治活动是想要把青年人“争取到共和国，争取到被称之为民主，以及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一边来。”对此，那些“无知和没有教养”的青年公开对他表示不满，极端民族主义者甚至骂他背叛了德意志。
在一次演讲中，托马斯·曼曾抨击了“种族优越”，为此惹怒了在场的纳粹党徒，迫于他们的淫威，托马斯·曼不得不从后门离开大厅。1923年，托马斯·曼开始了流亡生活。起初，他在瑞士生活了五年，以后又移居美国。在美国期间，托马斯·曼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另外一种德国的面貌，在那里他发挥着比在国内更大的作用。他曾是罗斯福总统的座上客，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1929年，托马斯·曼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930年大选，纳粹一跃成为得票率奇高的党派。托马斯·曼一直不赞同这种煽动性的政治势力，于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贝多芬厅发表了被称为“德意志致词”的讲话，他质问是否“纳粹理想所要求的那种低级的，纯种的，思想单纯的，脚后跟行军中啪啪作响的，幼稚听话的，激情荡漾的真诚;这种高度的全民族的单一化在一个成熟且经验丰富的文化民族里，如德意志民族，真的可以实现。”除了托马斯·曼自己的作品不合纳粹的胃口之外，他哥哥亨利希·曼的进步言论，他妻子的犹太血统以及他子女公开的同性恋身份都足以令纳粹咬牙切齿。目睹理性知识分子日益受到排挤、迫害，目睹曾受良好教育的德国青年在大街上跟随纳粹焚烧书籍，作为德国贵族礼仪的典范，托马斯·曼开始采用了谩骂的形式。在他的私人书信中，开始频繁出现“白痴”、“流氓”、“令人厌恶的小丑”、“悲惨的可怜人”、“蒙昧主义的痴呆”、“奴隶的劣根性”这些词，他用足了全部带有侮辱性的字眼，对纳粹德国及其人民“开骂”了。他在通信中写道：“德国人民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因为他们并不热爱自由，相反认为自由是一种可以完全忽视的形式。尽管遇到残酷的幻灭，在新的恐怖的制约下，他们甚至会比在共和国的环境中，还要感觉良好和幸福。”他把这种只有国家概念，没有人的概念的现象看做是一个民族智性和道德的衰败。他甚至认为野蛮的德国已经不配称作“国家”，而应当称为“白痴野战营地”。
1935年，他与爱因斯坦一起获得了哈佛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的头衔。
1936年，托马斯·曼终于从私人书信转向公开表达：“对人类、道德及审美的无数观察让我确信，现在的德国政权对德国和世界都不会有什么好处。”同年，他被剥夺了德国国籍。同时，纳粹还剥夺了托马斯·曼于1919年被波恩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称谓。他声明不承认那个“占据在德国土地上的灭绝人性的统治政权”，当时的德国“没有思想，却又反对思想，反对所有高尚的、美好的、正派的东西，反对自由、真理和正义”。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撰文谴责法西斯对德国文化的歪曲和破坏，发表《理查德·瓦格纳的苦难与伟大》的著名演讲，而被迫流亡国外，于1938年移居美国，1941年托马斯·曼举家迁往PacificPalisades(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附近)。加入美国国籍一事一拖再拖，直到1944年，托马斯·曼才取得了美国国籍。
晚年
虽然他的著作在德国被查禁，他的国籍和波恩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被剥夺，但他并没有屈服，而是以著名的公开信表明了反法西斯的严正。流亡期间，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并坚持创作，发表了长篇巨著《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的前三部以及《绿蒂在魏玛》(1939)等 。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流亡：“这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在德国弥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
战后德国几家报纸推荐托马斯·曼当任第一位联邦德国的总统，他拒绝了。战后，托马斯·曼始终不肯返回德国。多年之后，托马斯·曼才愿意跟他的德国同胞重新和好。
五十年代，迈卡锡主义开始在美国肆虐。而二战后的德国分裂为东西两个。托马斯·曼最终选择于1952年返回瑞士定居。他一直在瑞士客居，但经常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访问，在那里朗读他的作品。这期间，他的作品范围更进一步扩大。1955年7月20日托马斯.曼被确诊患了血栓。治疗没能启到效果。托马斯.曼于8月12日由于动脉硬化症在苏黎世的医院逝世，享年8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