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是怎样成立的？
张公干
作者：张公干，七十五岁，安徽省宿县人，1931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曾在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做统一战线工作。1947年带领国民党部队一个团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先后担任冀鲁豫军分区司令员、豫北军分区司令员、新乡军分区司令员。
1983年5月26日是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日。五十年前，我于1933年2月(农历春节前夕)到张家口，在我党特委的领导下，协助冯玉祥将军筹备抗日工作，根据我的记忆，对这段历史情况回顾整理如下：
时代背景
冯玉祥将军曾于1924年在北京举行了首都革命，打倒了北方军阀曹锟、吴佩孚，驱逐了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出宫。从那时起，冯玉祥就与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同志有了联系。1925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驻防张家口，经李大钊介绍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取得了联系。他派人与苏联大使共同协商后，苏方答应通过蒙古运送枪支弹药援助冯玉祥将军。1926年8月，又经李大钊同志介绍，冯玉祥到莫斯科参观访问并受到苏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和欢迎。他与我党在莫斯科的同志刘伯坚、朱务善等经常来往。1926年8月，冯玉祥从莫斯科回国，9月17日在绥远省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军，他邀请共产党员邓小平、刘伯坚、宣侠父、陶新畲等到他的部队担任重要的政治领导工作。他率部从宁夏、甘肃到西安营救“二虎”(即杨虎城、李虎臣)，攻占西安后，曾经把西安的“皇城”改名为“红城”，当时，他与共产党合作得比较好。
1930年，冯玉祥与阎锡山、汪精卫联合反蒋失败后，他隐居在山西汾阳峪道河，这时他已没有军队了，主要从事政治活动。1931年4月，他又邀请共产党员肖明同志到汾阳商谈合作问题。1932年他由泰山经南京转上海与我党联系，党中央派胡鄂公为代表同他进行会谈，因意见不一致无结果。同年10月，他为了便于发动抗战，由泰山到张家口。当时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是他的老部下。宋率部在抗日前线作战。这时，我党的北方政治保卫局也接受冯玉祥的邀请，派张慕陶、吴化之、吴止文等同志到张家口，组成“特委"，协助冯玉祥共同发动抗日工作。
1931年“九一八”以后，日军占领东三省，1932年“一二八”进攻上海。1933年春又侵占热河，进攻长城各口，同时向察哈尔进攻，顿时，张垣告急，平津危急。1933年1月17日，我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总司令部发表宣言，宣告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的前提下，愿和全国任何系统的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然而蒋介石却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采取不抵抗主义，除宋哲元与日军作战，取得了一些胜利外，其余国民党部队一触即溃，望风而逃，华北沦陷危在旦夕。经过我党的广泛发动，平津的青年学生、晋冀鲁豫的爱国青年和一些主张抗日的部队纷纷集中到张家口。冯玉祥的旧部吉鸿昌、方振武、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乜玉岭等相继开赴张家口参加抗战。从热河退到察哈尔的东北义勇军的冯占海、李忠义、邓文、黄守中、姚景川、富春、战涛等部也要求在冯玉祥将军的领导下继续抗战。
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和活动情况
1933年5月，日军占领长城各口，进至三河、宝坻、顺义线。同时，日伪军进攻察北，蒋介石不仅不增援抵抗，反而派线。同时，日伪军进攻察北，蒋介石不仅不增援抵抗，反而派何应钦向日军妥协投降。这时，经我党的积极努力，张垣军民于5月26日宣告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在军民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同盟军的政治主张：外抗暴力，内除汉奸卖国贼，武力收复失地，反对妥协投降，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人民言论、结社、出版、集会和武装自由，以及实现民主政权，联合世界反帝力量共同奋斗。成立了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委佟麟阁为第一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委吉鸿昌为第二军军长、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阮玄武为第五军军长，张凌云为第六军军长，李忠义为十六军军长，黄守中为十八军军长，方振武为抗日救国军总司令，其它有部队愿意抗战的都给以名义。由山西汾阳军校调来的军官和学生编为第二师，以汾阳军校调去一部分人作为骨干，以平津学生和各地来张的青年编成第五师，以中共党员宣侠父为师长；还从汾阳军校和各部队调集骨干组成十八师，以中共党员许权中为师长。
这三个师的师长和团长除个别人外都是共产党员，营连干部也大部分是中共党员。二师、五师、十八师是我们的核心力量，二师政治质量好，武器也比较好，有二千多人。五师、十八师是新编成的，骨干强，但武器庞杂陈旧，有汉阳造、比瑟尼、老毛瑟、湖北条、还有单打一，这两个师每师有七八百人，虽然人员少，武器差，但士气高昂。我和李平一同志于4月底由“特委”派到东北军一一二师张廷枢部搞团结抗日工作，帮他办了一期教导队，先住在廊坊，后到霸县。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前委调我回张家口，先在总部工作，以后又派我到五师一团当营长。这时为加强抗日同盟军的领导，河北省委撤销“特委”，改为前线委员会(简称前委)，柯庆施同志任前委书记。同盟军成立后，立即派方振武、吉鸿昌、邓文、李忠义率部向日伪军发动进攻，先后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和塞上重镇多多伦的地理位置很重要，经过五昼夜激战才从日伪军手中夺回来。收复多伦，对全国人民鼓舞很大。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敢抵抗，民众起来组成抗日同盟军马上收复了失地，震惊中外。当时的塞外十分荒凉，天接地，地连天，一眼望不到边，百十里外不见一个村庄，也很难看到一棵树，荒凉的情况可想而知。打下多伦后，五师就住在平定堡附近。平定堡是沽源县一个镇子。沽源县城由于日伪军的破坏，房屋几乎全部倒塌，变成一片瓦砾焦土，在这片废墟上一共有十来个小贩摊，东西很少，也没人买，一斤白糖张家口卖两角钱，这里卖两块钱，地方被日军破坏得太苦了。我们部队买菜买日用品都要到平定堡去，这个堡子里有个姓白的大地主，有几百条枪，几百匹马，统治着这个土围子，他们与日伪军有联系，我们的人进堡子不准带枪。
为了消灭这个地头蛇，缴获他的枪支马匹，团里决定由团长进堡拜会姓白的，另派一部分人穿便衣带短枪混入堡子，占领寨门，枪响为号，里应外合，占领平定堡。记得一天上午10时左右听到枪响，我们一、二营就跑步进攻平定堡。一到寨门，敌人已用火力把寨门封锁，我就带一部分人冲到寨前，攻不进去，我们就占领寨墙西南角与敌人对峙，直到黄昏我们才跳墙撤出。这一仗没打好，原因是团长带便衣进去时被敌人发觉，团长被敌人扣起来，跟团长进去的赵汇川同志身受几十处伤。我们的便衣一上寨墙就和敌人打起来，大部分牺牲了。总部接到我们报告后，马上来增援部队，准备继续攻打平定堡。这时传来消息说，我军占领多伦后，全国各人民团体纷纷来电祝贺，以事实揭穿了蒋介石的抗战亡国谬论。蒋介石极为恼恨，一方面派十几万中央军沿平绥线进攻张家口，一方面用金钱收买同盟军的动摇分子，同时勾结日军反攻察东。在日蒋夹击和同盟军内部混乱的情况下，冯玉祥总司令被迫于8月5日通电取消了抗日同盟军。政权交给二十九军军长兼察省主席宋哲元接收，他自己回泰山隐居。由于形势突变，总部决定平定堡不打了，要平定堡送回被扣的团长张韬，我们也送回他们的两个谈判代表，将部队开到张北县附近集结待命。
我们在张北附近一个村庄住了几天。一天，团长张韬开会回来给我说，冯司令下野了，同盟军撤销了，前委在张北县开了反妥协大会，坚持继续抗日反蒋，现在部队开到商都与高树勋会师，在那里建立抗日根据地，如果站不住脚，就到陕北去。我们同意到陕北去，因为1931年我们在汾阳军校时，陕北游击队曾和我们联系，曾给他们买过枪支弹药。我们也组织了一个小游击队在黄河东岸离石一带配合他们活动，后来这一部分人到陕北编入陕北红军了，所以我们愿意到陕北去。
我们从张北县往西开拔，到商都附近时，听团长说高树勋已接受宋哲元改编，不与我们合作了。前委决定我们转进独石口与方振武会合，部队又折向东进。在路过二师驻地时，前委叫我通知二师，叫他们马上跟我们一起东进，我就到二师二团(师部不在这里)向团长贾振中传达了前委的指示，叫他们二师马上跟前委一起东进。到独石口后，前委就召开了党的会议。宣布开除张慕陶的党籍，理由是张右倾，影响了二师未执行前委的指示来独石口会师，被宋哲元改编了。实际当时一起被开除党籍的还有二师的党委书记王霖，一团团长尹心田，二团团长贾振中，三团团长周茂兰，共五人。当时只宣布了张慕陶一人。会议是在一个小山坡上召开的。我认为张慕陶工作积极热情，在同盟军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筹建同盟军时，里里外外工作都由他出面，工作能力强，积极性高，这样的人才难得，有错误批评改了就好，不要一有错误就开除出党。由于当时的军事紧张，我提的这个意见没有讨论就结束了。我们在独石口住了几天，部队经过热察边境的黑河二、四区东进，当时党内没提什么新口号，仍是原来提的抗日反蒋。(有的说张慕陶搞联日反蒋，前委提出打到北京过中秋节的口号，在党内从未听说过，但在行军的沿途看到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北京过中秋节”的标语)。沿途村庄稀少，部队吃粮困难，有时只好在地里挖一些白薯和山药蛋充饥。食盐更缺，记得当时我们走在后面，前边粮食都吃光了，我们就杀马吃，没有盐的马肉还比不上高梁面好吃。
从独石口东进，沿途都是大山，走了十来天。有一次夜行军翻越了一座大山，整整走了一夜，拂晓我们就在一个南北走向的山沟里宿营，走了一夜山路，躺下很快就呼呼入睡了。睡梦中，一阵激烈的枪声把我们惊醒。不一会儿，师长、副师长、参谋长都跑来了，师长说：“敌人一个师从后边追上来，占领了山头，张团长带一营反攻到山腰就中弹牺牲了，一营也撤下来了，你看怎么办?”我说：“反攻咱没有力量，大白天撤退，走也走不脱，我在这里顶住敌人，你们到总部去吧。”师长走后，我马上集合连长，划定各连作战位置，以班为单位各个跃进撤退东山，隔山沟与占领西山的敌人对峙，他们下山我们就打。就这样对峙了一天，人夜总指挥部派部队来接我们，连夜撤到黑山寨与师部会合。黑山寨村里村外住满了部队，都在休息吃饭，我们有的还没有吃完饭，忽然传来北边敌人进攻的消息。部队立即决定从十三陵向国民党部队展开进攻，敌人在我们的突然进攻下仓皇撤退。这正是中秋节的前夕，敌人在地下挖坑煮的大锅猪肉，香味扑鼻，我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从这时起，艰苦的平北战役就开始了。平北作战从9月下旬(中秋节前夕)到10月15日，共两个多星期。我们五师、十八师，加上方振武的部队不过六、七千人，处于国民党部队的十几万人的层层包围之中，我军英勇顽强，天天战斗，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三次：一次我们与国民党三十二师(师长商震)在一个村庄对阵，他们在南边挖壕，相距二三十米，说话动作互相都很清楚。我们隔战壕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南京卖国政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国民党士兵不作声。一天拂晓，国民党部队向我们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东北义勇军总指挥战涛，骑着高头大马，身披黑斗蓬，飞马前来，大喊：“我来支援你们!”我看到后就大声喊：“赶快下马匍匐前进，敌人机枪就在这里!”他好象没有听见，仍是快马进行，在离我十几米的地方被敌人一阵机枪扫射中弹牺牲，太可惜了。再一次，敌人向我们进攻，没有攻动我们，大约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发起反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占领了敌人发起进攻的村子。进村后，我和一营营长贾四箴继续追击敌人。在追击到另一个村庄时，见到敌人大部分部队骑着大马，端着机枪，站在那里不退了。我回头一看，我和贾营长每人身边只有一个班，后边的部队没有跟上来，只好就地坚持，敌人也没有进攻，到夜色苍茫我们才撤退。第三次是小汤山战斗。
这一次仍然是敌人向我们进攻，经过半天多战斗，我们打退了敌人，占领了敌人一个村子。这时已是下午3时左右，我们正准备吃饭，吉鸿昌来了，他和我一起到村子两头瞭望小汤山，他看了一会问我：“你看能不能拿下小汤山?”我说：“敌人一三O师朱鸿勋的一个师把守，又有炮兵，咱们兵力少，又是开阔地，不便于接近，我看拿不下来。”吉说：“赶快吃饭，拿下小汤山，我派骑兵炮兵支援你们。”我马上集合部队，在村西小坟地展开，小汤山敌人见我们出动就马上向我开炮，我的通讯员小申也中弹牺牲。我们不顾敌人炮火，以连为单位分班各个跃进，结合匍匐前进，这时我骑兵部队从左翼迂回过去，山炮也向敌人轰击，下午6时左右我们步兵部队已迫近小汤山，敌人在我军坚决攻击下，乘黄昏溃退了，我们当即占领了小汤山，连长赵力钧还在山上缴获敌人四门炮。我们在小汤山洗个澡，换双鞋，住了一天，第二天又主动撤出来。
我们在敌人十几天的围攻中，守必固，攻必克。虽然日夜战斗，十分艰苦，但士气十分高涨。有人说那时逃亡很多，士气低落，我们那里没有这种现象。最后几天，日军在东北方向出动飞机大炮，配合国民党围攻，敌人的炮位，骑兵在半山坡上，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敌机轮番轰炸，重点是指向总指挥部。
大约在10月15日下午三点多钟，副师长告诉我，柯庆施、方振武、吉鸿昌都已离开部队了(实际柯在行军中就离开部队)，咱们部队立即开到清河改编成独立旅，由崔贡琛(吉鸿昌的参谋长)当旅长。副师长是进步人士，不是党员，党内始终没有听到前委有什么指示。情况变化突然，我立即和几个连长商量，部队归国民党改编，其他人好说，我们都是明显的红帽子，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于是我们几个决定离开部队回到北平另行开展工作。当天晚上国民党背信弃义，把所有的抗日同盟军都缴了械，改编是骗人的，轰轰烈烈地抗日同盟军就此最后结束了。
经验教训
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在当时日军步步入侵，国民党反动派步步败退的形势下，在我党的推动和影响下，以冯玉祥将军为首，抗日民众自己武装起来，高举抗日爱国的旗帜，抗击日军侵略，收复失地，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对于鼓舞全国人民抗日斗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国内外都有深远的政治影响，同时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日蒋勾结，联合进攻，敌我力量悬殊。同盟军开始有几万人，但武器差，缺粮少饷，没有供给，没有补充。成份复杂，后来大部分又被蒋介石收买了。真正由我党掌握能抗战到底的只有二师、五师、十八师，有三四千人；二师被改编，只剩下一千多人了。
从党内来看主要教训是：
第一、执行左倾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能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真诚团结，共同抗日，总认为非党人员靠不住，孤立了自己。5月26日成立同盟军，6月中旬，河北省委就传达中央指示，要前委进行反日、反蒋、反冯玉祥的群众运动。当日蒋联合进攻，同盟军内部纷纷动摇的紧要关头，前委应和冯玉祥共同商讨挽救危局的办法，能抗战就继续抗战，确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就应研究如何退却，保存实力，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利再战。前委计不出此，决定到张北与方振武会合，反妥协继续抗战，但会后又分道扬镳。方去独石口，我们西开商都。高树勋拒绝合作，又折回独石口与方会师。与方会师也是一种策略，目的是找机会到直南创造红军和新苏区。当时军民迫切要求是抗击日军，不当亡国奴，我们应当抓住这个中心，动员一切军民为此而奋斗。但前委的指导思想是创造红军和苏区，因此就越来越脱离群众，越来越孤立。在平定堡战斗中也表现的很明确，堡内的大地主为了保存自己，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军队望风而逃的情况下，只好谁来跟谁，这也是很自然的，对于这些人，我们应晓以大义，讲明利害，使他不要死心塌地当汉奸，必要时能为我们作一些情报工作，这对长期抗战是有利的。我们没有这样做，为了搞他们的枪马，以武力解决，结果损失了一些很好的骨干，军事、政治都失败了。
第二、前委忙于上层工作，放松了党的建设，党的组织不健全。如五师，排、连、营长大都是共产党员，连队没有党支部，营团也没有党委，党的会议开得很少，真正党的会议就是独石口那一次。基本上是行政领导，还是旧军队那一套。前委的真正意图党员都不知道。我当时在党内也是个主要骨干，在总部、东北军、二师、十八师都有汾阳军校的人，我都比较熟悉，方振武部队里我也认识一些人，但对党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跟着走。因此很难发挥广大党员的智慧和积极作用，党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做得也很差。
第三、在指挥上，决心不大，兵力不集中，关键时刻贻误战机。同盟军宣布取消，前委在张北开会，继续抗日反蒋，不妥协的都是党直接领导的队伍和方振武的一部(方的主力鲍刚、张人杰都先后投蒋)，其他都不参加了。当时主力还有二师、五师、十八师、十六师。前委根据河北省委“开展工农群众的反日运动，配合河北省各地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创造北方的新苏区和红军”的指示，就应把这些部队集中起来统一指挥，形成拳头。前委没有这样做，把十六师编给五军，结果被敌人缴了械。二师师长支应遴是西北军的老人，跟冯抗日可以，跟我们干红军就不可能了，结果二师被宋哲元改编，严重削弱了我军的战斗力。前委的目的是到直南、蔚县一带去配合工农武装斗争，建立北方的红军和苏区。在与方振武会合东进途中，如决心大、兵力集中，在延庆、平北多山地区冲过平绥线的机会很多，如我们在十三陵，出十三陵就到昌平，昌平往西就是大山，驻在那里的东北军和我们作战不积极，一一二师、骑兵第二师都和我们有联系，当时冲过平绥线，实现河北省委给前委的指示是完全可能的。由于五师、十八师分割使用，几次机会都失去了。
在对待抗日同盟军的问题上，前委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能把失败的责任完全委罪于前委，更不应否定前委在抗日同盟军中的成就。
选自《文史精华》半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