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韩复渠之子的回忆录）
几乎所有的传闻都确认：父亲身中7枪，不过有说头部中2弹，躯体中5弹;有说全部击中胸部。纪夫人和五叔为父亲开棺料理遗体时，刘熙众及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二师军医处长姜墨林等也在现场，他们都证实父亲“身中7枪，都在胸部”。
父亲是1938年1月24日在其被羁押的小楼里遭枪杀的。当时现场发生的一幕，没有目击者的报告，有的只是传闻。不过各种传闻大抵一致，或许比较接近事实，这里姑从其说。
是日晚7时，两名特务上楼对我父亲说：“何部长找你谈话，请跟我们走。”父亲起身欲走。特务问：“家里有没有事?你写信我们可以送到。”父亲说：“我没有家。”随即下楼。他走到楼梯中间拐弯处，发现楼下已布满荷枪实弹的特务和军警。他对前面领路的特务说：“我的鞋小，有点挤脚，我回去换双鞋……”遂转过身去，刚要上楼，背后枪声大作。他回过头，只说了声：“打我的胸……”便倒在血泊中。
几乎所有的传闻都确认：父亲身中7枪，不过有说头部中2弹，躯体中5弹;有说全部击中胸部。纪夫人和五叔为父亲开棺料理遗体时，刘熙众及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二师军医处长姜墨林等也在现场，他们都证实父亲“身中7枪，都在胸部”。不过，由此又引出一段传闻，说是蒋介石事先已嘱令刽子手不要打韩头部，因为他是二级上将，又是一省主席云云，是耶非耶，姑妄听之罢了。
第三集团军将领及山东省府委员在山东曹县听说父亲的噩耗，在惊愕之余都哭了。孙桐萱派刘熙众到汉口为父亲料理后事。
25日，张钺、王恺如见冯玉祥，请其为帮助探询父亲遗体之所在，拟前往收殓。冯立即电询贺耀祖，始知已入殓，停于武昌长春观。
27日，刘熙众陪同二夫人纪甘青和五叔来到汉口。刘先去见冯玉祥，冯表示出很难过的样子，长叹不已。冯说：‘你回来啦，人家这一手真毒，没想到这么快!你快去看看他的尸体怎么办，其他的事回头再谈吧。”刘说：‘韩主席的家眷也来了，打算领回安葬。’冯说：“在国难期间，他又是这样死的，可不要铺张，快去办吧。”
第二天，纪夫人和五叔在张钺、王恺如、刘熙众及谷良民军长的代表、军医处长姜维翰等的陪同下赴武昌长春观认领遗体。
父亲的棺木停放在长春观的一间空屋中，棺木前小桌上有用黄裱纸折叠成的一个牌位，上书“故鲁主席韩公向方之位”。棺木很大、很考究，通身黑色，前面有朱色木雕文饰。据说棺木是由鹿钟麟购买的，也有说是何成浚购买的，当然，不管是谁出面买的，估计实际掏腰包的还是蒋介石。
他们打开棺木，检查遗体，发现父亲身中七枪，都在胸部，血迹已代洗净，头面部亦无伤痕。他们一行原先以为收殓得一定很差，故而准备好了更换的寿衣和被褥，看到一切装殓得很整齐，大家商议，已无再换的必要，就由纪夫人用手巾为父亲净了面，将准备的寿衣覆盖在遗体上，另加一幅绸子苫单，蒙盖全身，再将棺木盖上，并在棺外做了付棉棺套。
事毕，刘熙众再去见冯玉祥，报告为父亲认领遗体的情形。冯问：“打算葬在哪里?”刘说：“决定先葬在鸡公山，战事过后，他的家属还要运回北方安葬。”冯说：“很好。”后又谈到刘回山东的情况，刘说“我回去不两天，孙桐萱答应邀集各军、师长研究发电的事，想不到他们还没来齐，即接到这方面的消息，我马上就赶回来了。孙桐萱处在蒋伯诚的控制下，他没有敢作敢为的魄力，所以事情没有办好。”冯说;“瑞伯对韩的事尽了很多力。审判时，他想为向方设法开脱，没想到一切办法终归无效。很多人私下里说，这是对双十二事件的报复，看来是颇有道理的。”刘后来撰文说：“冯对韩的态度，由韩被捕至死，是可看得清楚的。至于外间所传，冯亦主张杀韩，完全是蒋方放出的一种空气，绝对不是事实。”
吊唁期间，亲朋故旧为避嫌，不敢前往，场面自然十分冷清，只有父亲的挚友、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孙连仲全副戎装前来鞠躬致祭，并送来花圈。军医处长姜维翰也代表谷良民军长送来花圈。
由于父亲生前多次前往鸡公山，对那里的自然景致情有独衷;加之鸡公山又在孙连仲的防区之内，便决定暂时将父亲的灵柩安葬在那里的苍山云海之间，俟战事结束后再迁回北方。
墓地是由鹿钟麟和孙连仲一起勘定、购买的，地点在鸡公山南岗风景区一处松柏成荫的山崖下面。父亲的灵柩用火车从武昌运到武胜关，再用汽车拉到鸡公山。下葬那天时届中午，天降大雪，万籁无声，在寒山远树之间，但见一队送殡仪仗及一具由数十人抬着的巨大棺木沿山道向墓穴缓缓行进，两乘蓝呢小轿紧随其后，纸片夹杂着雪片漫天飞舞……
傍晚时分，在一座三尺见方的新土坟前竖起一通简朴的青石碑，上书“韩公向方之墓”。
全部殡葬活动皆由孙连仲主持.
1954年，父亲的灵柩由其家人迁葬到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韩复榘”三个大字，下边是“1891—1938”。在那片幽静的墓园里，与父亲长眠在一起的还有谷良民、葛金章、何思源诸先生。
不管蒋介石出于何种动机，在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蒋以“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追究父亲的责任，他应无话可说。
蒋介石为什么要杀韩复榘?几十年来，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韩究竟有没有犯罪?
在“高等军法会审”对父亲的判决书中，把“不遵命令，擅自撤退”规定为他的主要罪状，应该说，如此定罪是没问题的。因为他的确没有遵照大本营的命令去“死守泰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常识，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就是犯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至于判决书中所谓“勒派烟土、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等“罪名”，不过是刑名师爷的文字游戏罢了，不足与论。
“撤退”同“进攻”、“防守”一样，都是一种战争形式，本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撤退”可以，但不能“擅自”。抗战以来，弃守名城的国军高级将领不知凡几，但人家都是“奉命撤退”，何罪之有?更有“奉命”当汉奸的，后来还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呢!那么别人为什么可以“奉命撤退”，韩就必须“奉命死守”呢?为什么刘峙丢了保定、石家庄就不算平汉线北段门户大开;韩丢了济南、泰安就是“津浦线北段门户大开”呢?这应由大本营来判断，最终解释权在最高统帅，不是战地指挥官应该过问的。如果父亲因此就认定是“蒋先生借日人之手消灭异己”，也只能私下发发牢骚而已。
不管蒋介石出于何种动机，在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蒋以“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追究父亲的责任，他应无话可说。
人们之所以指蒋介石杀韩有“消灭异己”、“挟私报复”之嫌，即在他的双重标准。
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于津浦线上失守济南的同时，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于平汉线上连续弃守保定、石家庄，一路跑回郑州，因此有了“长腿将军”的雅号，非但未受任何惩处，反而冠冕堂皇地在开封会议上协助军统特务绑架韩复榘。
现在普遍认为，父亲的死与他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有关。蒋介石都被释放了，别人纷纷鸣放鞭炮，驰电祝贺，父亲竟当着蒋伯诚的面，说张学良做事“虎头蛇尾”!难怪冯玉祥说起蒋杀韩的一段公案时，感慨道：“很多人私下里说，这是对双十二事件的报复，看来是颇有道理的。”
梁漱溟于1980年代接受美国人艾恺采访时，曾就父亲的死因作如下解释：“韩在无意中得罪了蒋(介石)，所以蒋把他枪毙了。怎么得罪蒋呢?就是西安事变。”
梁漱溟在接受汪东林采访时说：“蒋介石借此杀了韩复榘，是杀一儆百，还是消灭异己，史家评论，都认为是重在后者，我以为是有道理的。”(出处)
傅瑞瑗说：社会上“还有一种说法，即蒋介石本不想对韩先生采取如此严厉的手段，都是李宗仁施加的压力。”
1938年夏，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特别代表大会，何思源遇见何应钦，说起父亲被杀的事。何应钦说：韩被杀，主要是因为他不听命令，擅自撤退，影响军心。何应钦又说：“韩太刚愎自用，特别是得罪了李宗仁。李宗仁告韩不听命令，主要是两个电报：一个是‘全面抗战，何分彼此’;第二个是‘南京不守，何守泰安’。” 何思源认为，“何应钦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何的谈话是两位国民党高层之间的私下交流，官腔应该少一些，何应钦又是韩案的审判长，他特别强调父亲的两个电报得罪了李宗仁，是他被杀的主要原因之一。蒋介石在开封扣韩前后都曾与李宗仁、白崇禧磋商，足见李确是参与其谋。
不过，在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期间，得罪他的远不止父亲一人。看起来，得罪李是否会送命，也不完全是李说了算。具体到“韩案”上，李状告韩，既合蒋意，亦泄己忿，可谓公私两便，同恶共济也。
外间还有一种传说，即冯玉祥亦主张杀韩，主要依据是冯在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时，曾写信给蒋介石告韩的状，又据说冯曾在私下说过一些狠话。
傅瑞瑗在台北曾与石敬亭是邻居，经常聚会闲聊，在他的回忆文章里是这样说的：“还有一种说法，即韩(复榘)的死是冯(玉祥)借刀杀人的结果。冯听到这种话后，流泪了。冯说：‘我又不是真正的领袖，人家要杀韩向方，我不让杀，人家能听我的吗?韩向方是我一手培植起来的，一个做父兄的，眼看自己的子弟被人一刀为快，我是什么心情?散布这种流言的人真是居心叵测!”
1938年1月11日，父亲在开封被蒋介石扣留。4天后，即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取消副委员长制，冯玉祥被免去副委员长职，改任委员，连常委都不是。冯韩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冯玉祥比谁都清楚。
至于外间所传父亲与刘湘、宋哲元联合，“密谋倒蒋”，甚至“联日倒蒋”云云，则纯属恶意抹黑，是军统局专职或兼职特务散布的谣言。无论是蒋在开封军事会议上对他的严厉斥责还是高等军法会审关于他的判决书，都没有这方面的指控。鲁迅说过：“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