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大明建立之初，由于残元势力始终盘踞在广大的漠北地区，所以北境常年布置了大量的士兵用于防范，这些人要吃饭，就必须从南方运粮过来，那么明代漕运制度是如何变迁的呢?
第一、从海运到支运法
到了永乐皇帝朱棣时期，在各种因素的考量下，他决意迁都北京，为此需要对北京城内的宫殿进行大规模的翻修或扩建。
建造宫殿需要大量民工和大量的优质木材，北方多达数十万的老百姓被强征去做民工，无法耕种，由此北方产粮更低，粮食缺口更大。需要南方运送更多的粮草还有优质木材前去北方。
如此一来，光靠海运似乎已经不太够了。
由此，朱棣不得不把目光放在了已经废弃许久的京杭大运河。他于永乐九年任命工部尚书宋礼去重新疏浚了，因为黄河泛滥，涌入太多泥沙而堵塞的会通河段，让京杭大运河得以重新进行运作，和海运一起承担运粮任务。
然而，朱棣很快发现由谁来负责运输粮食又成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直到永乐十二年，朱棣才给出自己的答案，他下令让北京、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卫所，挑选出一部分士兵负责漕运工作，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定制的漕军制，有专门成立的部门来进行管理。
一年后，朱棣颁布支运法，要求老百姓前去指定就近粮仓纳租，而后便由军人负责支运。
具体支运路线是有明显的要求的，比如江西、湖广、浙江等地的税粮需要运送到淮安一带的仓库，而后有浙江、直隶的官军负责转运到徐州一带的仓库;再由京卫军负责将转运到德州一带的仓库;再由山东和河南的官军负责转运到通州一带的仓库。如此就基本完成了南粮北运的过程，这样的一个流程每年差不多可以进行四次，总共可以运送多达五百万石粮食，基本满足了北方的需求，从此海运被逐渐冷淡，直到最终被彻底废弃为止。
在支运法的规定下，如果有农民参与运粮，则免除当年所应该缴纳的税粮，如果选择缴纳税粮，则不用承担运粮任务。老百姓和官军共同承担南粮北运这一重大任务，任务占比大约为4：6，也就是老百姓大体承担了四成运粮任务，官军承担了六成运粮任务。
第二、从支运法到兑运法
时间来到了宣德六年，第一任漕运总兵官陈瑄发现了支运法的一大弊端，他上奏朝廷表示：“朝廷每年为了完成运粮任务，前前后后需要动员多达十二万的军人，连年劳苦。而江南地区的老百姓为了顺利将粮食运往临清、淮安、徐州等地的仓库，一个往返就需要一年时间，严重耽误了正常农作活动。此外湖广、江西、浙江以及苏州、松江、安庆等的士兵，每年都需要驾着空船到淮安运粮，也造成了不少的人力财力浪费，这样的运粮方式，对于军民双方都是比较不方便的!”
“如果让江南一带的老百姓直接将粮食运给附近的卫所，再由官军全程运送到北京，这样一来老百姓再也不用承担转运任务，不会因此而耽误农时，他们只需要根据里程付费就行了，如此一来军民双方都会感到方便。”
宣宗皇帝朱瞻基觉得陈瑄的建议很好，便下令执行，这就是漕粮兑运法。起初漕粮的支运法和兑运法并行使用。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兑运法被证实确实比支运法更加优越，由此前者便将后者给替代了。
第三、从兑运法到长运法
到了成化年间，漕粮总督滕昭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发现兑运法也存在着不少弊端，首先，运输手续复杂，各层管理混乱，而且还经常出现官员虐待漕卒的事件，于是乎，他通过调查和多方征求意见，审时度势地制定了长运法，并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长运法连老百姓将粮食运输到卫所的奔波都免了，漕军直接到江南有粮的省份拿粮，让老百姓有更多的空余时间去农作，但代价就是需要他们多增加一笔过江费用。自此，几乎所有的粮食运输都有官军全程承担，明代的漕运制度也自此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