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20万明军全军覆没。20万明军作为一支直属于中央政府的机动军队，数量庞大，而且在成建制的被消灭对于皇帝来说必然是重大的损失，而且这也基本上可以说是作为明对蒙古政策的转折点，虽然不是明朝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可以算是直接导致文官武官失衡的原因。
土木堡加速了文武失衡，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军事方面将领青黄不接，老一批能征善战的士兵也消耗殆尽。直到后来戚继光组建戚家军，明朝才终于出现了一只有些战斗力的军队。在北京保卫战后，也先也回到蒙古，由于损失巨大，蒙古也陷入了内耗之中，为明朝的恢复争取了时间。
明朝的军功集团，朱瞻基先灭了一波，到朱祁镇手上被灭了个干净，而皇族宗室在朱棣时就已经废了，在此情形下，皇帝本人在权力斗争中基本等同于裸奔，于是皇帝开始扶植宦官，而文官集团由于没有军功集团或皇族势力压制，且由于科举制而产生源源不断的活力，开始做大，党争之势已不可挽回。
从朱佑樘开始，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及倾轧成为明朝政治生态的主旋律，在不断的内耗及内忧外患下走向了灭亡。武将相对来说培养困难，土木堡之变葬送的都是打过仗的将领，文官系统太容易培养，士林领袖没了，再推举一个，可是武将系统呢，你推举出来的没有战功，会有人信服吗?武将是需要一刀一刀拼杀出来的。
武将勋贵集团更新慢(主要靠子宫，对比文官科举三年一更新)，刚好土木堡又造成了人才断档。勋贵的核心应该是各位公爵，结果是，太祖封的公爵就留下来两个，魏国公，曹国公。朱棣封了七个，两个追封(不世袭)，废了一个(丘福)，然后把李景隆干掉了。也就是说北京守卫战的时候，武勋想翻盘核心应该是这五个公爵。
首先徐辉祖家是徐皇后保下来，约等于软禁待遇。黔国公沐家世守云南，来不了。朱勇因为中伏而死(被代宗认为土木堡指定背锅位)，被于谦夺爵了。英国公的继承人是个九岁小孩。定国公被无端压了六年不袭爵，导致北京保卫战时头衔空缺。侯爵和伯爵里有好几个在土木堡之后有功的，但是扛不住勋贵大盘的萎缩。
勋贵是一个封闭系统，人才逆淘汰是必然的。而文官通过科举取士垄断仕途，可以保证人才辈出，靠勋贵制衡文官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文官只是皇权的奴仆，只要皇帝合格，怎么玩文官都没问题。一旦皇帝能力不足或者懒政，那就会使得文官搞乱朝政。
官僚来源分恩科和民科，利益不一致，文官不能垄断仕途，明是因为皇帝能力普遍不足导致的，这个原因在于朱棣对宗室的刻意打压造成皇室教育出了问题。土木堡之变，是因为从皇帝到大臣都过度膨胀，轻敌又浪操作。原因就是洪武永乐，乃至于宣德对蒙古作战太顺利。而
土木堡之变后几个月，于谦就用二十万二线部队击败也先，证明了明朝的正常水平。爵位只是一个头衔和待遇，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明朝开国的爵爷都是能征惯战的宿将。皇帝习武学打仗，风险高责任大，一般只有父子，爷孙支持才能贯彻。爵爷也一样适用这个道理。能征善战的爵爷团灭，那些袭爵的哪有实力掌握部队，掌握不住部队哪有实力对抗文臣。
说到明朝就不得不提明朝的内阁制，内阁制的人从哪里来呢，每次考试成绩优异的人会送到翰林院里面去学习，那些优异人中最拔尖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内阁，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都是文官出身。
内阁制的建立，内阁只是皇帝的一个秘书机构，为皇帝出谋划策而已，但是到了万历皇帝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相当于一个宰相，权力之大，张居正在当首辅期间在官员任职方面当然都是选自己的人(都是文官肯定照顾) ，从洪武皇帝到万历皇帝内阁的权利总的趋势是不断变大，那么也就意味着文官的占地更多要职，自然文官的地位就提高了，差距自然就大了。
文官带兵是因为巡抚，总督本身就是有负责有军事任务，再加上明朝文官带兵的确挺强的，从兵部尚书到都御史很多人都能打，不像宋朝文臣军事能力特别菜。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皇帝丢掉兵权，重要的制衡力量勋贵集团被一网打尽，君权跟臣权发生改变。成化帝推出西厂，武宗推出刘瑾，嘉靖推出严嵩，万历索性不上朝，天启推出魏忠贤，这些都是为了制衡文官。
明代的权力架构体系(也就是制度)是从整体的文武分途到具体的文官内部的执行、监察、决策分隔，这和今天西方的三权分立有相似之处，但结果却有根本不同，明代的制度决定了任何个人和单个的部门都无法独立行政，只能服从于皇权。
张居正如果没有得到李太后(其实也就是幼年的万历)和冯保(其实背后也是皇帝，一旦皇帝不喜欢他了，想废就废)的支持，他就啥也不是，但反过来作为皇权代表的李太后，或者后来的万历，却可以选择是否与张居正合作。
制度上文官没有任何能制住皇帝的可能性，看崇祯就知道，干什么都可以，文官就是摆设，问题就是崇祯能力太差，但朱元璋这个制度要求皇帝是劳模，要天天九九七，甚至零零七，后面的皇帝可没有怎么肯努力了，所以自己放弃一部分权利给文官，让他们处理(内阁)但这种权利依然受控，司礼监就是监控这种权利的，实际上明体制下，内阁和司礼监合并起来才是明以前宰相的样子(张居正就是得到司礼监太监的支持才能不受控的掌握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