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jī）子，殷商末期人，是商朝第二十八任君主文丁的儿子，商朝晚期君主帝乙的弟弟，纣王的叔父。
官太师，封于箕，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建立朝鲜，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
箕子与微子、比干，在殷商末年齐名，并称“殷末三仁”，在孔子《论语·微子》中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
箕子雕像
生平经历
辅佐商纣
箕子，名胥余，殷商末期贵族，是商纣王的叔父，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弟弟，官太师，因其封地与箕，故称箕子，他与微子、比干齐名，史称“殷末三贤”。
箕子佐政时，见纣王进餐必用象箸，感纣甚奢，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果然后来商纣王暴虐无道，整天酗酒淫乐而不理政，挥霍无度。纣王的叔父箕子，见纣王这般无道，苦心谏阻，但屡谏纣王都不听。
有人劝箕子离去，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也”。箕子见成汤所创六百年江山即将断送在纣王手中，心痛如割，索性割发装疯，披发佯狂，隐而鼓琴以自悲，每日里只管弹唱“箕子操”曲以发泄心中悲愤。纣见此，以为箕子真疯，遂将他囚禁起来，贬为奴隶。
武王访箕子
纣王末年(公元前1124年)周武王兴兵伐纣。牧野决战，纣王兵败自焚。武王攻入商都朝歌，商朝覆灭。在这商周变易之际，箕子便趁乱逃往箕山(今山西东南部晋城市陵川县棋子山)，在箕山(今棋子山)过起一段短暂的隐居生活。箕子利用那些天然的黑白两色石子摆卦占方，借以观测天象，参悟星象运行、天地四时、阴阳五行、万物循变之理。武王灭商建周后，求贤若渴的周武王访道太行，在陵川找到了箕子，恳切请教治国的道理。
箕子明夷
武王向箕子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不说话，因为他不愿意讲自己故国的坏话。武王也发觉自己失言了，就向他询问怎样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箕子于是便将夏禹传下的《洪范九畴》陈述给武王听，史称箕子明夷。武王听后，十分钦佩，就想请箕子出山治理国事，重用箕子。但箕子早对微子说过："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殷商如果灭亡了，我不会作新王朝的臣仆)。"(《尚书·微子》)他不愿作周的顺民，因此不肯再出山，武王无奈而走。
因怕武王再次来请，箕子乘武王走后，他便迅速率领弟子与一批商的遗老故旧一大批人，匆匆离开箕山向东方而去，从此陵川便留下了箕子履迹的传说，棋子山也渐渐被人们称作了谋棋山、谋棋岭。
东渡朝鲜
箕子立像箕子一行人从今胶州湾渡海，奔向与商有一定族缘关系的朝鲜，创立了箕氏侯国。同去的有殷商贵族景如松、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
据说，箕子一行到了黄海边，便乘了木筏向东飘去。几天后登上了一岛，因见山明水秀，芳草连天，一派明丽景象，便将那地方叫做朝鲜。从此，箕子带领的五千余人在那里定居下来。相传箕子到朝鲜后便建筑房屋、开垦农田、养蚕织布、烧陶编竹，还施用八种简单的法律，来防止和解决人们的争执。并把故国的文化传播开来，把围棋传向四面八方。
后来当周武王知道箕子远避东方时，便派人到朝鲜封箕子做朝鲜的国君，并邀请箕子回乡探望。武王因而封他为朝鲜侯,不把他当臣下看待。这时箕子已经52岁。后来箕子从朝鲜回到国都前来朝见周天子姬发。在途经商故都殷商都城遗址，只见原来的宫室已经残破不堪，有些地方种上了庄稼。心甚伤之，欲哭而不可，欲泣则近于妇人，亡国之痛，涌上心头，只好以诗当哭，乃作《麦秀歌》，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悔恨商朝亡国。这里“狡童”系指纣王，意为你那时不听我劝，如今落得这般天地。朝歌殷民听见，皆动容流涕。
诗歌中的"狡童"比喻不听忠告的纣王。诗歌采用男女恋歌的形式，反映君臣关系，为后世比兴手法的渊源。
箕子朝鲜
《尚书》收录了箕子的《洪范》，而《周易》卦爻辞唯一提到的可靠的历史人物，只有箕子。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将箕子、比干、微子并称为“三仁”。朝鲜王朝的《三国遗事》、《东国通鉴》、《东史纲目》等重要史书，也都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箕子的史迹。 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朝鲜最早是西周灭商之后，商朝遗臣箕子到朝鲜半岛与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汉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公元前3世纪末，朝鲜历史上第一次有所记载。在中国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的叔父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
公元前1120年，周朝时商的重臣箕子被周武王封于朝鲜。箕子朝鲜的历史延续千余年，直到西汉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建立了卫满朝鲜。箕子朝鲜可以说是朝鲜半岛文明开化之始。箕子胥余是殷末著名贤臣，因其品行高尚，被孔子誉为殷之“三仁”之一。因纣王无道，受到政治迫害的箕子率其族人出走朝鲜。箕子入朝鲜半岛不仅传去了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农耕、养蚕、织作技术，还带入了大量地青铜器，另外还制定了“犯禁八条”这样的法律条文，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朝鲜史书的记载与在朝鲜出土的青铜器、陶器以及朝鲜的地面古迹三方面相互印证，都证实了箕子朝鲜的存在。自古以来，中朝两国人民都珍视这一有据可查的史实。在朝鲜有自己的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直到上世纪60年代前，朝鲜、韩国的史书、教科书都沿袭了这一历史学说。箕子朝鲜乃殷商遗裔在朝鲜半岛上所建地方政权，臣于周，后又臣于秦，为周、秦海外之属国。箕子朝鲜为卫满朝鲜所取代，卫氏朝鲜为汉之“外臣”、属国。汉武帝伐朝鲜，裂其地为四郡，为汉的边疆辖区。有了箕子朝鲜，方有卫满朝鲜，方有汉之四郡，方有高句丽史、渤海史，从而构成了东北古史、东北民族与疆域史的基本系列，而箕子朝鲜是为中国东北史之开端。朝鲜野史《三国遗事》造谣，檀君的后人在箕子来到朝鲜之后，带著人民南迁，以免和箕子带来的人造成冲突。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三韩的始祖。高丽时期成书的《三国遗事》与之相差数千年，中间并无其他史料记载，一般均认为檀君朝鲜系后世杜撰，不足采信。
开发朝鲜北部
中国记载箕子开发朝鲜事迹的书籍，有《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记》和《尚书大传》都记载了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事。
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尚书大传》云："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尚书·微子》篇中，微子称箕子为"父师"。先秦史书《竹书纪年》云："伯夷、叔齐去隐于首阳山。或告伯夷叔齐曰：'胤子在，父师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商可复也。'"父师在夷，与箕子开发朝鲜吻合。西汉焦延寿《易林》也说："朝鲜之地，箕伯所保"。它们的记述可以互相印证。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述得比较系统具体。
《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得比较具体："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箕子后人
《后汉书·东夷传》还记叙了箕子后代的情况："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千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三国志·东夷传》也有相同的记述。《三国志》注引《魏略》记述得更详细，而且记述箕准南逃以后，"其子及亲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该国的确既有箕姓，又有韩姓。
历史成就
正蒙难
箕子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见微知著。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衰象初显的时候，外表上轰轰烈烈，其实内囊却上来了，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堕极矣。”(王国维语)商朝的灭亡决不单单是纣王一个人的过失，而是整个国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堕落习俗里面去了，如历代王朝末世一样。
当有人劝他离开殷商另谋高就。他说，我如果这样去做，是在“彰君之恶”和“自说于民”。于是，箕子佯狂而独自一人隐居在箕山，闲暇时候借乐曲《箕子操》抒发自已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当纣王闻知箕子近况，遂囚禁在今天一个名叫“箕子台”的地方。箕子台在今河南西华县。箕子在那个地方构思出洪范九畴的伟大思想。
法授圣
当周武王以“小邦周”打败“大邑商”后，曾经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不耻下教于箕子。箕子就把洪范九畴治国大道传授给周武王。
这个洪范九畴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实在不得了。它阐述了行政方式、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是一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对于中国专制社会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奠定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
从洪范九畴的内容看，它涵盖了对自然世界、人身、行为、治国安民、政纲、天文、历数、根本大则、做人德性、气候征象、祸福种类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但它决不是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一种经验积累。洪范九畴其实是就社会政治秩序对君王说话行为的经验总结。陈来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说，“中国上古的天启文献竟然全部集中于社会事务，这不能不说华夏族特有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精神。”
社会秩序的得治是“洪范九畴”提出的真正目的，这与亚里斯多德提出范畴理论的本体论目的可谓是天壤之别。就目的的思维特征言，亚里斯多德范畴理论的提出，是出于一种“纯知识”的兴趣和好奇。而“洪范九畴”的提出则是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实用性需要。
从方法的角度看，亚里斯多德对范畴的获得方法和途径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在思维上具有思辩色彩，一种远离人生感觉经验的纯理性态度。这反映在范畴篇前四章内容。相反，洪范九畴是中国人对人生、社会实关怀而求得的经验知识。“这些分类的标准是经验，故可视为经验的综合。”(成中英)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西方思维方式是本体、语言、逻辑三位一体的，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则是社会、实用、经验的三位一体的。所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其实就是这种思维下的“杰作”。
箕子作为思想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首次提出“社会公正”的政治哲学，并且寄希望于“开明君主制”。“五曰皇极......皇极，皇建其有极......毋偏毋颇，遵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凡厥庶民，极之傅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史记宋微子世家)在这里箕子阐述了“王道正直”的精神史观。“皇建其有极”就是要国君建立治国的典范，这个典范就是“王道”(即遵王之道、遵王之路、遵王之义)。后人释“皇”为大，释“极”为中，又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谓行九畴之义。”
化及民
在那次两人高峰会面之后不久，周武王把朝鲜作为箕子的封地赏赐给他。箕子来到自己的封地后除了颁布实施具有宪法性质的“八条之教”外，教民耕作建立“箕田”、教民礼仪。今天朝鲜穿衣喜欢白色，就是“殷人尚白”这一习俗的延续。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汉书地理志)
“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教育思想
神道设教
箕子在《洪范》篇中所表达的思想是神权至上主义，反映了殷商时期“率民以事神”的社会现实。他总结了商代神道设教的经验，他认为统治者必须按照天生万物的法则办事，违背了这个法则，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
“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听说从前鲧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搅乱了五行，上帝于是发怒，不把九类大法传给他，因而他不懂得治国安民的常道。鲧被诛以后，禹继承了他，上天就赐给他九类大法，因此得到了治国安民的常道，做了这样的安排。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居九畴之首，各有其性，必须顺其性而用之。这个思想虽然笼罩着神秘主义的外衣，但仍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合理性。如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放在“相互关系”中加以考察比较，形象地看出了事物在性质上有“润”与“燥”的差别，在方位上有“上”与“下”的差别，在形体上有“曲”与“直”的差别，这里注意观察事物的特性和功能，试图从联系和差别中去认识事物，包含有差异思想的萌芽，从而为研究事物的矛盾打开了思路。又如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关系，鲧由于不掌握水、土之性，采取以土堙水的办法而失败了;禹总结了这个教训，通过实测来掌握山川形势，同时按“水曰润下”的客观性能，采取疏导法，取得了治水平土的功绩。这种对“五行”各种物质性能关系的认识，包含有内在联系思想的萌芽，给后人带来了有益的启示。禹经过治水平土的斗争，在初步认识“五行”各种性能的基础上，触类旁通，促进其能动性的发挥。如认识到“水曰润下”的特性，就令发展水稻生产;认识到“火曰炎上”的特性，就推行刀耕火种;认识到“木曰曲直”的特性，就促进各种交通工具的制造;认识到“金曰从革”的特性，就发展冶炼铸造，变革自然，为人所用。
箕子认为天子必须立一标准，使人民遵从。“皇建其有极。”做到“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顺从教化，不敢违法乱纪。而人民必须绝对服从天子，“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不要有偏私，要遵守先王的正义;不可夹杂私心的偏好，遵守着先王的大道;不要做坏事，遵守着先王的正路。君子有绝对权威，“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君主可以给人恩赐，可以给人惩罚，可以吃美好的玉食，臣民不能给人恩赐，不能给人惩罚，不能吃美好的玉食，所以臣民不能僭夺。
箕子认为筮是探测上帝意志的方式，因之必须重视，“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选择能够用龟壳卜卦和用蓍草占卦的人，命令他们根据不同的兆形卜卦。君主有疑问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虑，然后再和卿士们商量，再和人民大众商量，最后再问及卜筮。不过卜筮以龟或筮表示，有决定权。卿士、庶人只是陪衬而已。因此“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君子同意，龟卜同意，筮占同意，但卿士不同意，人民大众不同意，这也吉利。这即是说，对于君主要做的事，纵使卿士、庶民不赞成，但只要符合君主本人的意愿而又有卜筮同意，也是吉利的。由此可见卜筮在帝王神道设教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箕子认为如君主不从天意，天必警以灾异，天人相应。因而有“休徵”、“咎徵”之说。所谓“休徵”，即美好的徵兆，顺乎天意，则风调雨顺，万事吉利。所谓“咎徵”，即不好的徵兆，逆乎天意，则降灾降祸，万事不顺。
补偏就正
箕子指出各种不同类型的个性特征和品格，都应采取补偏救弊的办法，使之合于正道。他说，“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不要反复，不要偏心，王道是正直的，凡不合乎正直之道，偏刚偏柔之人，都要加以裁抑。他说：“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他主张对那些公平正直的人，就用正直去对付他;对那些强硬不可亲近的人，就采取刚强的方式去制服他;对那些平和可亲之人，就用柔缓的方式去教育他。纠正沉静之人的缺点，要用刚强来补救;纠正高傲之人的缺点，要用柔和来补救。
箕子认为正直是德行的最高标准，不要过刚，也不要过柔，这才合乎正直之道。君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份，才不违背正直之道。违背正道，就会有过失。“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者有了过失，影响一年，卿士影响一月，师尹影响一日。一年一月乃至一日都没有变化，百谷就能成长，政治就会光明，优秀之士就能得到任用，国家也就安宁了。王道即正道，补偏就正，平康正直，万事大吉，国家平安。这是箕子设计的治国方案。
重视五事
箕子在总结殷亡的教训中，还提出对君主及太子要在“貌、言、视、听、思”这“五事”上进行教育：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又，明作晢，聪作谋，睿作圣。”
箕子说所谓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语，三是视察，四是听受，五是思虑。容貌要恭敬，言语要有条理，视察要清楚，听受要聪敏，思虑要通达。容貌恭敬，表现就严肃;言语有条理，办事就顺利;视察清楚，就能明辨一切;听受聪敏，谋事就能成功;思虑通达，就能成为圣人。箕子作为太师，提出重视“五事”，显然是针对君主及太子的。他认为君主与太子不能只作孤家寡人，还要对外界多所接触，要“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要在“五事”上多加注意，要谦逊待人，要广见多闻，才能使自己聪明通达、多谋善断。这样，才能成为理想的圣君。
惟材所用
箕子对周武王说：“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他的意思是说，凡是百姓中，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天子要经常想到他们。行为不和法则，又没有陷入罪恶的人，君王要宽容他们。有猷、有为、有守者是上才，可以重用。就是达不到上才标准的人，也要诱抚之，使之为我所用。这是箕子在人才的任用与选拔方面，突破神权政治局限的例证。此外，箕子在“八政”中提出国家重要的政府要员八位：“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即一是管理民食，二是管理财物，三是管理祭祀，四是管理住行，五是管理教育，六是管理司法，七是接待宾客，八是治理军务。箕子把管理教育的司徒官，位在第五，可见他对教育的地位是重视的。
八大法律
箕子制定了八大法律：
1，杀人者死
2，伤人者赔偿
3，盗窃者为奴
4，男女不能乱搞
5，同姓不得结婚
6，部落人不许越界
7，部落不许仇杀
8，生活中要避讳
历史论证
箕子与箕子朝鲜在中国商周古史、中国东北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箕子以一个哲学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出现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其学问、其人品、其影响长时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说。
箕子开发古朝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得到论证：
1、古代中国史书的记载;
2、古代朝鲜史书的记载;
3、考古发现与民俗的证明;
4、从后代历史往前推断。
古朝鲜地区，包括今中国辽东半岛的东部与今朝鲜半岛的北部。公元前12世纪，殷商遗民箕子在这个地区建立了箕氏王朝，传国900多年;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箕准被卫满篡位以后，又南下立国200年，开发了半岛的南部。他们作为移民成了后来韩国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与古代朝鲜的历史记载以及考古、民俗资料，都可以证明箕子与箕氏王朝开发古朝鲜的历史。
箕子及其相关问题考证
(一)箕子及其东走、来周时间
中国正史皆以箕氏朝鲜为古朝鲜的起始王朝。箕子实有其人，并非虚构，“箕，国名，子爵”。“微子、箕子，实是畿内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尚史·箕子》谓“箕子名胥余，纣之亲戚，或以为诸父，或以为庶兄”。《史记·宋微子世家》云“箕子者，纣亲戚也”。他是商纣王时的重臣，官至太师，位至三公。孔子曰“商有三仁焉”，箕子即其一。他是对朝鲜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位历史人物，受到世代朝鲜人民的尊重和爱戴，高句丽人“事灵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朝鲜和韩国，还有祭祀箕子的祠庙。商纣王荒淫无道，“傲然酒池肉林之间”，拒谏饰非，群臣不附，国势日下。“三仁”力谏无果，比干被剖心观窍，微子无奈隐去，箕子佯狂为奴。“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各反之于心而各得其致身之地”。周灭商后，周武王命召公“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商亡之痛，远走辽东，建立古朝鲜国。 箕子是哪年远走辽东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周灭商的时间。我们还是从周武王孟津观兵谈起，因它是周灭商的前奏。《史记·周本纪》：“文王绪业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皇王大纪·纣王》“西伯薨，葬于毕。”“毕，文王墓地名也。”“毕星主兵，故师出而祭毕。”可见，“毕”既指文王墓，又指毕星。“绪业九年”为周武王继位第九年(纣王三十二祀)。那么，为什么要称“文王绪业九年”呢?周文王受命灭商，但未完成，武王“以大统未集，安有改元称王之事?”故继位而不改元。“绪业”可理解为继承文王的未竟灭商事业。《史记·周本纪》把孟津观兵的时间说为文王绪业九年。但《集解》谓：“武王十一年东观兵，十三年克纣。”《金縢篇》云：“十一年武王服阕，观兵孟津，十三年克纣，十五年有疾，周公请命，王有瘳，后四年而崩，则武王年九十三年矣。而太史公云九年王观兵，十一年伐纣，则以为武王即位年数与《尚书》违甚疏矣。”为什么《史记》与《集解》及《金縢篇》所记时间不一致呢?这是有原因的，《皇王大纪·纣王》载：“因文王，九年为十一年。”《尚书全解·周书》也说：“上承文王之年为十一年”。“九年”、“文王之年”都是指文王绪业九年。为什么要把“九年”改为“十一年”呢?原因有二：文王受命九年即亡，而自己伐纣时，恰好又是文王绪业九年，出于忌讳，把九年改为了十一年;行将灭商，意即文王的“受命”之事和“绪业”任务即将完成，必须要使用自己的年号。孟津观兵后，周是否立即向商发起了进攻，史书记载是有分歧的。前引《集解》和《金縢篇》都载，孟津观兵后，并没有立即发起进攻，而是两年后才发起灭商战争的。《史记·周本纪》也说是“居二年”后，才“遍告诸侯”，灭亡商纣的。但《皇王大纪》载，孟津观兵后，即向商纣发起进攻，并灭亡了商纣王朝。笔者认为《皇王大纪》的记载是对的。因为，周文王绪业九年，即是商纣王三十二祀，而此年，正也是商纣灭亡的时间，不可能再有两年后的灭商战争了。为了清楚起见，简单列表如下(表中未注出处者，在正文已出现，并有注)：
箕子周武王灭商后，为了缓和因灭商造成的政局动荡，采取了一些抚慰措施。“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闳夭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在周灭商的那年，即武王十一年。当年，箕子东走朝鲜。那么，他何时来周呢?《汉书·五行志七上》载“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何以称“祀”，不称“年”?因为在周称“年”，在商称“祀”。《书传·周书·洪范》卷上谓：“在周而称祀，亦箕子不事周之意。”《尚书疑义·周书·泰誓》云“称祀不称年者，则武王重箕子之不臣，尊箕子之道，故特以商之旧称之，此圣人大公无我之心也。”“十有三祀”是何时?《大学衍义》卷二谓为“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尚书疑义·周书·泰誓》“则谓十有三祀者，是箕子受封之十有三祀矣”。这两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史记·周本纪》“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后二年”，是指灭商后的第二个年头，即武王十三年。“武王十三年”与“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在实质上是有区别的，“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可以理解为武王继位的第十三个年头，而第十三个年头即是武王十五年了(因改九年为十一年之故)，是在周灭商后第四年，而不是“后二年”。箕子被封在周武王十一年，武王在完成灭商后六年即死去。也就是说，箕子被封十三年时，武王已经死去六年之久了，怎么会有武王问道，箕子演述洪范之事呢?
考古发现
首先从有关考古发现看。檀君神话说，天神降于太伯妙香山，可以与该国的石器时代相互印证。妙香山在今平安北道、平安南道与慈江道交界处，处于大同江与清川江之间。考古发现，公元前5000年至前1000年初，朝鲜半岛正当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典型的文化遗址，多分布在平安南道、黄海北道等处，大同江正好流经这些地区而进入大海。生息在平原、河谷的初民，把妙香山想象为其祖先(天神)降落之处，是很自然的事。妙香山，正如古希腊的奥林匹斯山、古代中国的泰山一样。檀君神话又说，檀君在箕子进入朝鲜后便移位隐居，正说明古代朝鲜文化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由神话时代转入了文明时代。《汉书》说箕子制定了八条禁令，标志古朝鲜社会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已快速地迈进了有成文法的文明时代。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个历史记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朝鲜青铜时代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10世纪至前5世纪，主要遗址在平安北道和黄海北道。""与周围地区存在着文化联系。"这时代正好与箕氏王朝开发朝鲜的时代相吻合;箕子朝鲜的国都王俭城的故址也正好在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岸边。
而且，古朝鲜的青铜器和支石墓跟中国辽宁和山东的青铜器与支石墓，形制一致。今平壤有箕子墓，也决不是空穴来风。其次从该国古代的族源神话看。该国族源神话基本是卵生神话。高句丽国的始祖朱蒙是卵生;新罗国的始祖朴赫居世是卵生，新罗国的脱解王(姓昔)和金阏智也是卵生,新罗三大王族(朴、昔、金)都是卵生;南方的驾洛国的6个国王也都是卵生。这些神话本身，与中国卵生神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卵生神话很多，人所共知的如：简狄吞燕卵因孕生契(参见《史记·殷本纪》);女修吞燕卵而生秦祖先大业，其后代曰孟戏、中衍，仍然鸟身而人言(参见《史记·秦本纪》);直到明末清初，满族还有仙女吞鸟卵而生下清始祖努尔哈赤的神话传说(参见《清史稿·太祖本纪》及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据诸多学者考证，东夷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夷始居地在今易水、燕山一带，后来一支沿渤海南下，一支向东北迁徙，并达到朝鲜、日本等地。更有人认为，虞舜、殷商、秦嬴等皆为东夷分支。《孟子·离娄下》便说过："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我们即使不把殷商、秦嬴划为东夷范围，但它们与东夷诸族相互影响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从卵生神话这个角度看，古代朝鲜与箕子所带去的殷商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再次从姓氏及有关考古发现看。中国《宋史·礼志》记载，宋徽宗封箕子为辽东公。宋朝罗泌《路史·国名纪》说：唐高祖武德年间"以辽为箕州"。今辽宁集安西有淇水县，辽宁新民一带有祺州。1973年，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西周早期铜鼎，腹内底壁铭文有"箕侯"字样。而且，箕子东去朝鲜时，在路经河北正定时留下了一支子孙，就是后来"鲜于"复姓的来源。《风俗通·姓氏篇》云："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子食采于朝鲜，因氏焉。"
朝鲜半岛的姓氏也一样可以作为证明材料。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姓氏中有箕姓，还有其分支韩姓、齐姓，他们都奉箕子为始祖，并到中国河南省淇水县朝歌镇的三仁祠寻根问祖。还可以从服饰、古代历法、风习等看。朝鲜族喜穿白衣，这与殷商传统有关。《史记·殷本纪》说："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可见殷商尚白。《三国志》等史书记载，古朝鲜地区的扶余国"衣尚白，白布大袂",这是继承了殷商的传统。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
古朝鲜的历法也跟殷商相似。《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说，该地区"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殷商有杀人殉葬的风俗，而《东夷传》等记载扶余国"杀人殉葬，多者百数"。《东夷传》还说，该国"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王"。这又使人想起《吕氏春秋·顺民》的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予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民乃甚悦"说明百姓认为汤这样作才对，否则就不对，也就是说把大旱归咎于汤。而且，《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还说，半岛上的许多居民，都自称是来源于中国的"古之亡人"。
史籍、考古、姓氏、神话、民俗，各个方面相互吻合，都可以印证箕子与殷商遗民对古朝鲜的开发。
主要遗址
箕子陵是古代高丽国为纪念箕子而建的陵墓，原址位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牡丹峰脚下，至今已无存(朝鲜炸毁箕子陵兴建檀君陵)。1102年，高丽肃宗接受礼部的建议，访查箕子埋葬的地点。最终认定箕子埋葬于牡丹峰下，肃宗便为箕子修筑了陵墓，又在旁边建立箕子庙以进行祭祀。不过，中国古代地理著作《水经注》记载：“杜预曰：梁国蒙县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汤冢，其西有箕子冢。”若根据记载来推断，平壤的箕子陵不是真正埋葬箕子的地方，而仅仅是箕子的衣冠冢，真正的箕子墓至今仍然存在中国。朝鲜半岛历代君主都对箕子陵进行定期祭祀，并进行过数次修缮。箕子陵与乙密台、七星门、浮碧楼毗邻，成为古代平壤著名的景观之一。1959年春季，为了建设牡丹峰青年公园，金日成下令将箕子陵拆毁。
唐朝时，在朝歌南关建箕子庙，文学家柳宗元为共写了碑文，今存。明正德年间，在南门内路西建有“三仁祠”，以祀其位，遗址尚存。河南省西华县有箕子台一座，原址位于县城东南，为箕子被纣王流放后读书之所。原址已坍塌，后人在县城西北新建一台，仍名箕子台。
个人作品
《麦秀歌》是箕子朝周途经故都朝歌时而作。故地重游，作者目睹宫室毁坏荒凉，淇河之滨，朝歌原野，遍地小麦正扬花秀穗，但今夕纵异，触景生情，心甚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则近于妇人，愤然吟诗。寥寥十数字将亡国惨状和原因和盘托出，而且凄凉悲惋。朝歌殷民听见，皆动容流涕：
麦秀歌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箕子还总结了治国安邦之道的著作《洪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