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厉王(前878~前841年在位)是中国古代一个有名的暴君。据记载，公元前858年，周厉王为了垄断天下的财货，上台不久即颁布法令，严禁老百姓进山采集山材，下河捕捉鱼蟹，否则，必须交纳高额税金。而老百姓为了谋取生计，又不得不进山下河，此公则伙同其下属乘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老百姓被盘剥得苦不堪言。
这时，大夫芮良夫站出来规劝道：“财利，赖天地之所赐，为山川之所生，是供天下苍生享用的，谁要独占它，危害就大了——哪能一个人独占呢?……如今，君王您竟专擅其利，那是把天下作为对立面，冒犯很多人，这怎么行呢?如果是普通人这么做，尚且被人称之为强盗，如今您也这样做，今后谁还能服从您呢?您这不是给周朝败亡埋下祸根吗?”但是，周厉王把这位臣子的忠言当成耳旁风，仍执意把这项法令推行下去。这样，老百姓一下子被断了生路，活不下去了，以至于天下扰攘，民怨沸腾，周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诗经》有一首《桑柔》的诗，就是描述当时的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和社会状况。诗中把周朝比喻成一株根深叶茂的大桑树，批评这个独裁者将它摧残成了一株枝残叶凋的枯桑。诗中尖锐指出， “乱生不夷，靡国不泯”。究其原因，是官逼民反，“民之回遹，职竟用力”;老百姓被逼急了，是要拼命的，“民之贪乱，宁为荼毒”。于是，诗中严厉警告说：“於乎有哀，国步斯频。”
在这国运维艰的时候，有头脑的大臣们心里却如明镜一般，都为国家的前途担忧。召公忧心忡忡地苦谏道：“民不堪命矣!”就是说，老百姓再也活不下去了，要造反了。周厉王不但不听，还认为这位老臣在谎报军情，竟然一怒之下，把卫国的巫师召来，对国人实行特务统治，密切监视，严加控制，有谁口头上发几句牢骚，只要是被认为不利于当局，就立即抓起来，随意杀掉。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气氛中，人们连大气都不敢出，哪里还能口吐怨言?顶多是熟人相见于途，相互间递个眼神而已，即所谓“道路以目”。
这大概就是周厉王想要看到的“大好形势”了，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对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自以为有天大的本事，老百姓都屈服其淫威，不敢再乱发议论了。召公可不这么看，一听这话便表情严肃地说：：“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就是说，这是在堵众人的嘴。要知道，堵老百姓的嘴，比堵河水还要难。河道因堵塞而造成决口，就会伤害很多人，管理老百姓同治理河道是同样的道理。
接着，召公谈古论今，说前代君王在处理政事时，总是让公卿和各级官吏献诗，乐师进献乐曲，史官进献历史的经验教训，少师诵读箴言，盲人或吟咏诗篇，或诵读讽谏之言，掌管营建事务的官员大胆进谏，平民也将自己的意见转达给君王，近侍之臣尽规劝之责，君王的内亲外戚也来发言，补其过失，察其是非，乐师和史官以歌曲、史实加以开导，年长的师傅再进一步修饰整理，然后由君王斟酌取舍，付之有司执行。这样，国家的政策法令就能得到正确实施而不违背民意。召公诚恳地说：“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於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於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
最后，召公明确指出：“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所以，人们心中所想通过嘴巴表达出来，朝廷以为行得通的就照着实行，怎么可以堵呢?如果硬是堵住老百姓的嘴，那又能堵多久呢?即所谓“夫民虑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然而，此时的周厉王竟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油盐不进，乱政继续实行。这个暴君哪里知道，天下尽管是万马齐喑，但是，老百姓的怒火却在暗中聚集，在地下燃烧，仅过去三年时间，老百姓终于忍无可忍，“邦人”(都城的市民)、“正人”(手工业者)、“师氏人”(都城的驻军)，纷纷联合起来，高举造反的旗帜冲向王宫，宫廷卫队一触即溃。厉王只好仓皇出逃，渡过黄河，一直逃到彘，这才喘了一口气，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永远失去了王权。周共和十四年，即公元前828年，周厉王最终病死在这个荒僻之地。
这无疑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但历代统治者对此却置若罔闻，不但没有广开言路，让老百姓说话，反而杀史官，禁偶语，设腹诽罪，开文字狱，变本加厉，这种事几乎代有所闻，“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大概有感于斯人斯事，不无感慨地说：“语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脩身，疗暑莫如亲冰’，信矣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