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网上有一篇转载甚多的文章《为何德国人拿走一半诺贝尔奖：禁止学前教育》，此文作者言之凿凿地说：“在德国的《基本法》(即宪法)中，第七条第六款明确规定，禁止设立先修学校，也就是学前班。”
其实理解作者的意思，当前中国孩子的压力实在太大，用来自“境外发达国家”的例子给国人提个醒，劝各位家长别太折磨孩子了。文章的用意自是好的，可是较起真来，事实未必站得住脚。
打开德国战后制定的《基本法》，翻到第七条第六款，原文是：“Vorschulen bleiben aufgehoben”，按字面翻译就是“依旧废止(各类)先修学校”。上文中“禁止学前教育”一说大概便由此引申而出。
然而这恰恰是一个误解，原因是对“Vorschule”的理解产生了偏差。该词在现代德语中的含义是“包括幼儿园在内的各类型学前教育机构”。另一个意思，附属于小学的一年制学前班。参加学前班的学生情况分为两种：要么是适龄儿童由于种种原因，认知水平和同龄孩子有差距;要么是按生日杠杠刚好够入学，但较之同年入学的孩子，年纪小很多，心智发展还有欠缺，应家长的要求“降级”。
那么被废止的“Vorschulen”究竟指什么呢?其实指的是历史上曾经在普鲁士和北德地区出现过的一种特殊的三年制小学。这类学校有官办也有私立，学费高昂，只有富贵人家的孩子才能上得起。这类“贵族学校”拥有良好的资源配置，官家和富家子弟在此就学，可以获得有品质的教育。较之普通学校的孩子，他们的升学率更高，日后进入大学的几率也就远远高于同龄人。此外与各国的“贵族学校”一样，在此学习的孩子会自然结成一个网络。多年之后，无论是从政经商，他们都会“互帮互助”，形成一张无形之网，操控着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命脉。这样的网络一旦铺开，必然成为寒门优秀子弟出头的天然障碍。
“一战”结束，皇帝退位，德国历史上第一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诞生。奠定共和国基础的《魏玛宪法》(1919年)基于教育和社会公平的原则，明文废止这类特殊的“先修学校”(Vorschulen)。而且根据宪法第146条，德国自1920年起推行义务教育制，所有年满六岁的儿童必须进入统一的小学(Grundschule)学习，不得有贵贱之分。
“二战”结束，德国被分为东西两个占领区。1949年，在美英法三巨头的支持下，西占区宣告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颁布了新宪法。着眼于日后的统一，这部法律没有冠之以“Ver-fassung”(宪法)之名，而是命名为“Grundgesetz”(基本法)。新法律将受教育权归入公民的“基本权利”，并重申了魏玛宪法确立的原则，因而才有“依旧废止(各类)先修学校”的条款。所以德国“禁止学前教育”乃是典型的郢书燕说。谬误在于将“Vorschule”(先修学校) 和“vorschulische Erziehung/Vorschulerziehung”(学前教育)混为一谈。无论是前文中所说的“学前班”还是幼儿园的教育，其实都属于学前教育的范畴。按照德国教育学的定义，学前教育的目的在于减少儿童在行动能力、语言、认知、情感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不足，为入学做准备。这样的教育在德国非但不禁止，而且还获得大力扶植和推动。
要知道汉语中的幼儿园(旧译“幼稚园”)一词就源自德语。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Friedrich Fr觟bel, 1782-1852)把自己创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命名为Kindergarten，这一模式日后为世界各国效仿，英语未经改造直接引入了这一概念。这样一种“成功模式”怎会被德国人所抛弃呢?
不过，较之于小学教育，在德国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畴。但是根据德国《社会法典》(SGB)的规定，在德国境内的所有年满3周岁的学龄前儿童有权进幼儿园接收教育。根据德国学前教育的共识，幼儿园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孩子的自我意识、独立生活能力、团体交往能力、环境适应力，开发幼儿的智力和语言能力，但不得安排类似于初等教育中的知识性课程。
不过法律人就是会玩儿字眼，法典条款中的“有权”用的是“Anspruch haben”(意思是“可以提出要求”)，而非通常使用的“Recht haben”(权利)，所以在约束力上大打折扣。由于种种原因，德国当前的幼儿托儿机构的空间分布并不合理。在某些地方，只要家长事先及时提出申请，孩子就可以得到一个入园名额。然而在另一些地方，申请人数大大超过当地幼儿园所能够提供的位置，以至于很多适龄儿童无法入园。这一结果导致的连锁反应之一就是，不少家长(尤其是母亲)无法如愿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事实上造成了就业上的男女不平等。
有趣的是，每每说起这个话题，已经寿终正寝的“民主德国”便会条件反射般被反复提及。因为如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前东德为了鼓励女性生育和就业，使劳动者能够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国家设立了许多公办幼儿园，解除了劳动群众的后顾之忧。不少前东德的“遗老遗少”总爱把“当年也不是啥都不好”挂在嘴边，西部同胞对此总是嗤之以鼻。但在学前教育制度这一块儿，东边儿还真不是“一无是处”。
两德合并后，在制度上一边倒，就连《基本法》也被统一后的德国所沿用，东德的学前教育体系也遭瓦解。多灾多难的德国再次统一，固然令人欢欣鼓舞，但却面临多重挑战，按照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辛恩(Hans-Werner Sinn)的说法，新德国开始了“冰冷的启动”。一时间困难多多，与之相比，学前教育并非“主导问题”，于是便被搁置了下来。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固性也遭到威胁。而人们家庭观念的改变和压力的增大，德国人口出生率连年降低。按照最新的统计，德国家庭平均生育1.3个孩子，据此测算，七代之后，德国人将从地球上消亡。导致生育率低下的因素是多重的，而年轻父母(女性首当其中)担心生养之后再难就业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解决学前教育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因为它不仅事关儿童教育，而是关乎德国民族的未来和国家的前途。
近年来，默克尔政府顺应形势和民意，大力推进学前教育。2005年，默克尔邀请政治名门之后封·德·莱恩女士(Ursula von der Leyen)加入自己的内阁，出任联邦社会妇女家庭卫生部长。这位女部长自己就是个光荣妈妈，育有7个孩子(两儿五女)，同时又是一位职业女性，从政前是一名医生，所以这个部长职位似乎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新部长上任之后接连出台了一系列新政，建立制度并采取实质性措施推进幼儿早期教育就是其中之一。除了改善和增加现有的幼儿园，她还许诺创办更多的托儿所，以便三岁以下的幼童也能早日入托。按照当时的设计规划，到2014年，德国所有的适龄儿童都可以入托。显然，该计划太过乐观了。迄今为止，还有很多父母仍在排队，苦苦等待托儿所分配的有限的名额。
那么能够入托的孩子每天在托儿所里做些什么呢?我曾在德国参观过几所托儿机构参观，并与保育员们进行过交流。她们普遍认为，其最重要的任务是照顾孩子们的日常起居并逐步培养其良好的生活习惯，早教智力开发倒在其次。孩子们在保育员的指导和帮助下就餐，并学会用餐所需技能。如有需要及可能，家长也可来托儿所亲自哺乳，或将母乳吸出灌装或将配方奶粉调好交给保育员，以便按时按需喂养。除此之外，就是游戏时间了。保育员们按照孩子的年龄段、生理心理发展阶段给孩子分组，让他们参与各种游戏和小竞赛(其中也有部分益智游戏)，若天气状况许可，优先安排户外活动，目的在于培养孩子的运动协调性、交往能力和环境适应力。是否午休、何时休息全看孩子自己的状态，不做强求。
也不要以为入托的孩子就一定是“幸运儿”。其实迄今为止，德国社会各界对于孩子是否应当入托甚至是上幼儿园一直存在争议。排除硬件的差别，衡量托儿所办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保育员和孩子的配备比例。按照当前普遍认可的标准，对于12个月以下的儿童，最佳比例是1:2，而针对12-24个月的儿童，应当是1:3，24-36个月则为1:4。事实上，许多托儿所根本无法达到这一标准。要知道，增加人员就意味着办学成本的上升，这必将导致收费的上涨，这又是家长们不愿意接受的。这正是女部长要解决的问题，她希望通过增加公共投入，补贴各类学前教育机构。然而由于政府内部的意见不一，加之财政状况不容乐观，政策推行时遇到各种阻力，所以她上任之初的许诺至今无法兑现。
不少家长不愿送子女入托，其实是受到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德国具有深厚的基督教传统，人们的家庭观念颇重。许多父母认为，正式入学前，亲自照顾子女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对于愿意多养儿女的中高收入阶层而言，她们不必担心孩子日后进入集体会出现交往障碍方面的问题。而且他们认为，孩子在家里可以得到更多的关爱，更好的教育。不少有实力的家长也会将人力和财力投入孩子的“早期开发”中去。当我与德国朋友抱怨中国的“早教”泛滥成灾时，他们中的几位坦陈，不少德国家长也是一样，会让孩子学习各种“本领”，购买书籍和智力玩具。地方报纸和网络上艺术类业余教师的自荐广告不在少数。还有不少高收入家庭通过中介机构从国外招聘高学历的年轻保姆，让她们在照顾孩子的同时还能教外语。此外，担心孩子进入托儿所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一同生活会受到不良影响。对于这些家庭而言，政府动用公共财政补贴托儿机构，这有失公平。因为他们自认为作为纳税较多的群体，在这方面遭到了歧视和亏待。
由此看来，儿童的早期教育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盘根错节。再次回到本文一开始引述的文章标题。“禁止学前教育”这一前提不存在了，那么拿走一半诺贝尔奖的原因何在呢?是否废止学前教育，这恐怕不是关键。教育是长跑，学前教育只是起跑而已。我以为，文章作者的脑子里还是有“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思维在作怪，虽然此次只是逆向显现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