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六和刘七最初是劫富济贫，被称为“响马盗”，他们于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在霸州发动起义，数千农民响应。次年，起义军由河北攻入山东，以后又由山东回攻京畿。起义军纪律严明，不妄杀人，使起义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起义前后持续三年，转战南北直隶、山东、河南、湖广等广大地区，所过之处，深得人民拥护。两支起义军之间缺少密切配合，长期流动作战，被明军各个击破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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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以后，政治黑暗腐败，土地兼并加剧并高度集中，人民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日趋激烈，各地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爆发于河北的刘六、刘七起义就是这种历史背景的产物。
明朝中叶，河北农民深受政府的马政之害。为保证明军边马的供应，自明初以来，明政府强令河北等地农民充当养马户。马户的徭役负担极其沉重，为保证养好马要付出很大代价，不仅耽误农业生产，而且当所养马匹死亡或种马孳生不及额时，还要赔偿损失，一贫如洗的农民不得不“卖田产、鬻男女，以充其数，苦不可言”，当时有人形容为“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河北临近京师，正是厂卫特务、官僚地主施虐的地方，加上土地兼并剧烈，剥削压迫十分残酷，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时有发生。为了安定京畿一带的局势，正德四年(1509年)九月，专权宦官刘瑾派御史宁杲为“捕盗御史”到河北镇压农民起义。宁杲采用极为残酷的高压手段，屠杀和镇压农民，他“奏立什伍连坐法，盗贼捕获无虚日，每械盗贼入真定，用鼓吹前导，金鼓之声弥日不绝”
他们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与明军相比，势单力薄，刘六军队虽号称数万人，但多是无以为生的贫苦农民，没有作战经验，真正拥有战斗力的极少。二是农民军长期流动作战，虽具有机动灵活的特色，可以出其不意，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缺乏牢固的根据地和后方，士兵疲于奔走，兵员和军需补给都有一定困难，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三是两支较大的起义军独立作战，缺乏配合，更没有和当时在四川的农民起义军取得联系共同抗敌，致使明政府便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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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虽然起义失败，但非常有历史意义，对当时的明王朝打击也挺大的，刘六、刘七领导的这次起义，前后持续3年，转战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江苏数省，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为了镇压起义，明政府动用了大量财力，耗尽了府库之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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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军所到之处，地打击了当地贪官污吏、地主豪绅。这次起义给明统治者一个沉重而深刻的教训，使明朝统治者认识到仅凭高压政策难以维持长久统治，必须要采取有力措施缓和社会矛盾。起义失败的第二年，明政府下令减免京畿、山东、河南等地税粮，并宣布“流民复业者，官给廪食、庐舍、牛种，复五年”。朝廷内部也加以整顿，进行了杨廷和领导的改革，罢免了部分宦官，裁撤冗官，清查皇庄、官庄，退还给农民一部分土地。明朝出现了嘉靖初年较为清明的政治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