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一个让人心恸的天使
“亲爱的布瑞特，妈妈、爸爸和纯恺，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一直在为生或死的决定而纠结，你们不会希望一个人在她的余生，如行尸走肉般活着。我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太软弱，无法承受未来那些痛苦和烦恼的岁月，请原谅我。爱你们的纯如。”
这是一封遗书
写这封遗书的作者叫
张纯如
2004年11月9日
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我们认识她可能更多的是源于这本书
改变一生的照片
1994年12月13日，她在加州参观一个图片展，无意中迎来了改变一生的时刻。那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这些照片猛然击中了她。
“被砍掉的头颅、被割开的肚腹、赤裸的女人被强奸者强迫摆出各种色情姿势、她们的脸扭曲变形。”
在后来的书中，张纯如这样写道：“尽管孩提时代我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但却从未做好准备看到这些照片。在这个极度痛苦的时刻，我醒悟到，不仅生命是脆弱的，人类的经验本身也是脆弱的。”
随后，张纯如给出版人和母亲打电话，说她必须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下一本书的题目，甚至甘愿自费出版。
“如果我出生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那个时间，我也就是其中的一具尸体了，一具无名的尸体。在半个世纪之后没有人会关注，而那些犯罪者甚至会说，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尤其让我感到恐惧。”
纽 带
1995年1月的一天，张盈盈忽然接到女儿的电话，电话那边，张纯如痛哭起来，她刚刚读完《魏特琳日记》。
魏特琳和张纯如一样毕业自伊利诺伊大学。1937年，她在南京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庇护了上万名妇女和儿童，使他们免受歼杀凌辱，她本人也数次遭受日军威胁，面临险境。而在1940年回国后，南京大屠杀却像一个无法摆脱的噩梦，始终折磨着她。不久，魏特琳自杀身亡。同样作为勇敢的女性，魏特琳的悲剧引起了张纯如的强烈共鸣。
但除此之外，张纯如发现，关于南京大屠杀，全世界没有一本权威专著，她只能辗转各地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搜集资料，而这还远远不够。张纯如来到了南京，开始探寻历史，与这座城市、这个国家，重新建立了紧密的纽带。
跟随向导穿行于当年城边的各个刑场，无数平民青壮年被日军集体杀戮，“扬子江水都被血水染红”。在曲深里巷中，纯如采访大屠杀的亲历者，每一个老人都滔滔不绝、情绪激动，“他们的痛苦过于深重，好像在老死之前都不能一吐为尽。”
卑微的兽类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其后的六个星期制造集体屠杀28起，零散屠杀858起，强奸和轮奸两万余起，26至37万中国人遇难，在日本士兵中，很多人展开了杀人竞赛。
除了采访被害者，张纯如还必须去面对那些当年的施害者。在对日本老兵的采访中，张纯如深受人性的困惑：这些人在生活中亦有普通人的情感，但为什么会在南京的那六个星期里，成为魔鬼呢?
“我曾经和一个日本军人交谈，他告诉我：他被教导，除了天皇，任何人的生命都毫无意义，任务重于泰山，而自己的生命则轻于鸿毛——他们被当成废物一样对待，进入了中国的首府之后，突然间拥有了比神还要大的权力。所以不难理解，在南京，他们把过去几个月甚至一辈子所受的压抑，以不可遏制的暴力形式爆发出来。”
在军国主义的洗脑教育中，中国人被当做最劣等的种族，就像蝼蚁一样。而在等级森严的日本军队中，个体的生命与尊严同样被视为草芥。在1937年的南京，已经没有“人”，而是一群卑微的兽类残害着另一群比他们更加弱小的生命。
“ 中国的圣女贞德 ”
1996年4月，《南京大屠杀》一书进入到了最艰巨的写作阶段，埋身浩瀚而黑暗史料中的张纯如体重减轻、经常噩梦，头发一团团地脱落。她告诉父母，有时她必须起身远离那些文件，深吸一口气。
1996年5月25日，张纯如对身患癌症的外婆进行了正式的采访，再一次问起了那个从小到大听过无数次的，外公外婆在1937年的长江边险些失散的故事，但这一次，张纯如不再是个好奇的听众，而是一个庄严的追寻者和记录者。
1997年12月1日，大屠杀60周年之际，《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正式在全北美推出，一个月后，即在全球最权威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上升到第15名，张纯如是第一位如此年轻就登上此榜的华裔作家。
此后，《南京大屠杀》数次加印，张纯如奔走各地签售，成为了一个热情澎湃的演说家。无数的战争受难者也来向她倾诉痛苦，她被看做花木兰和秋瑾式的人物，甚至被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2007年11月，《南京大屠杀》日文版发行。
加州的洛斯·阿图斯镇
一处叫“天堂之门”的墓园里
有这样一座墓碑
墓碑上嵌着纯如微笑如天使的照片
写道：“挚爱的妻和母亲，
作家、历史家，人权斗士。”
“晚到的正义不一定意味着正义不被承认，对大屠杀的遗忘，等于第二次杀戮。而她的一本书，终止了第二次杀戮”
